作者简介:王健，男，山西平遥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法律史、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学教育。

摘要:在西南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红色基因、“文革”期间抵制撤校和倾力复学、学科专业建设的高度自觉和积极进取，是形塑和诠释“西政精神”最具典型的三个标志性事例。新时代传承和弘扬“西政精神”，讲好西南政法大学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故事，需要校史编纂者在不断丰富和凝练校史素材中阐释文化、延续文脉、凝聚力量。同时，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西南政法大学的骨干示范作用，为西南政法大学深刻把握再次创业、再次崛起、再造辉煌的重大历史机遇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挖掘历史、保存历史和向历史致敬的过程。

关键词:西政精神；法学教育；政法院校；西政校史

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历史上先后编纂出版过四部校史——《西南政法学院》（1993年）、《西南政法大学校史》（2003年）、《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20》（2020年），都是为纪念校庆编撰的。2020年适逢西政70周年校庆，西政再次修史，将校史提升至4.0版，跟同时推出的法学学科发展史、法学文献索引和荣休教授文库三种著述浑然一体，合为“四书”，由法律出版社隆重推出。“四书”的装帧设计精致考究，蔚然成一巨观。编者希冀以此能够获得外界对西政的“考评与建言”“关注与支持”“检视与指引”（付子堂语），达至传承和弘扬“西政精神”的目的。在笔者看来，对于“西政精神”的深度凝练和恰当表达，在2020年新版校史中得到了完美和充分的体现，比较以往各版校史，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早在1993版校史里面，就已出现了总结西政办学经验和深刻教训的朦胧意识。但当时只是提出要以此作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今后发展提供借鉴。至于之前的40年里有哪些办学经验，教训是什么，当时尚无具体指向和展现。2003版校史坚持以客观、真实、简明、准确地回顾总结50年发展历程为编撰原则，在“结语”部分，对西政办学经验和辉煌成就进行全面概括和总结，指出经过几十年建设和发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西政不断培植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的办学特色，创造了“西政”品牌，锻炼培育了作为学校之魂的“西政精神”，从“心系天下，爱国爱校”“逆境崛起，自强不息”“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团结协作，和衷共济”四个方面对西政精神予以充分阐释。这是西政校史首次正式诠释“西政精神”。这四组词汇，为后来进一步凝练和概括“西政精神”提供了原创的表述元素。2010版校史强调要总结和提炼西政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西政精神”的形成、发展、传承与弘扬被确定为编纂校史遵循的基调和主线。将“心系天下，爱国爱校”改为“心系天下的责任意识”，将“逆境崛起，自强不息”改为“自强不息的克艰气魄”，将“求真务实，不尚空谈”改为“严谨求实的诚信学风”，将“团结协作，和衷共济”改为“和衷共济的团队情怀”，真实反映了西政人对“西政精神”内涵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

2020版校史编纂者特别注重深入总结西政的办学经验，继续对“西政精神”概念的意蕴和表述进行萃取和升华，经过一番精雕细刻、咀嚼打磨，最终形成“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四词十六字。2017年西政第八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正式确定了这个定义。这十六字中的每个词，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2020版校史前置部分的校徽、校训、校歌之后，单列“西政精神”，并附标准释义。可见，从修史角度讲，跟校史本身随着岁月的不断延伸一样，“西政精神”的概念从意识萌发到形成和确立，历经一个较长时间的积淀过程。这四字之得，除了跟办学者对西政办学理念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有关，更有赖或得益于西政人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开创的独特实践，以及这种独特实践在人才培养成效上的体现。某种意义上讲，正因为以“西南七八”为代表的“西政现象”概念的日益丰满，才催生了“西政精神”概念意识的出现。而这一切，都要等到学校复办经过20年，对于现实素材发酵升华的条件成熟之后才得以实现。

2020版校史修补1950—2010年期间的内容，续增2010—2020年十年新的内容。新版校史以前三版校史为基础，编纂者力求对前60年校史不作大的改动。但在校史分期上，较2010版校史的三个分期，增加最近十年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独立成编，全书共分四编，将西政历史分为第一次创业时期（1950—1976）、第二次创业时期（1977—1999）、第三次创业时期（2000—2012）、新时代发轫时期（2012—2020）。这样的分期，从某种角度讲，或有不得已之处，因为四个时期的划分，并未贯彻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诸如第一、二两个时期都在20年以上，而晚近20年却被分为两个时期，以致四个分期的时间长短差异较大，最近两个分期，又存在时间交汇重叠等问题。所以2020版校史的分期，应该说是兼顾了某种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产物。然而不论是历史叙述还是现实记录，2020版校史总体上还是系统、完整地反映了西政沿革与发展全貌。如果说前两编侧重于史、后两编要在学务专题的话，则2020版校史可视为兼有史与志两种性质和功能的一部综合性作品。而塑造“西政精神”的那些关键元素，主要就出现在前两编的历史记述当中，因而成为一探西政文化、西政现象、西政精神究竟的基本途径。

在西政历史上，可供切近和把握“西政精神”脉络的事例有很多。以多年对西政校史素材的接触和反复考虑，笔者以为有三件事可谓最具有典型意义：一是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红色基因；二是抵制撤校和倾力复学；三是学科建设的高度自觉与积极进取。应当说，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了形塑“西政精神”的不同关键支点，或建构“西政精神”的标志性事例。

一、秉承和突出校史的红色基因

一般来讲，有什么样的校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史。不同校史观影响校史编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于建校时间的确定。

关于西政建校时间的起点，目前校方认定为1950年，但这是后来确定的，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1993版和2003版校史，都以1953年作为建校的时间起点。正因此，才有了1993年建校40周年、2003年建校50周年隆重热烈而令人难忘的校庆活动，才有了按照那个时间节点相应的工作安排和最初两部校史的编纂成果。1953年建校和1950年建校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如何认定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与西南政法学院这两者间是否存在着承继关系。

有关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西南革大”）的情况，相关记述并不很多。一份如今仍然保存在西南政法大学档案馆里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史（征求意见稿）》，为我们全面了解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是1985年5月重庆大学按照教育部和四川省高教局下达的任务，由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蒋子恒编写的一个印本，以重庆大学《西南革大校史》编写组的名义印制，约2.8万字，主要记述了西南革大的创办和发展经过、学校的性质、校风校训、教学活动、总校与各地分校以及历史意义。

透过这部简史可知，西南革大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胜利，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建设急需大批工农干部，于1950年初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创办的一所干部训练学校。总校设在重庆红岩至虎头岩各处和南温泉，并在川北、成都、川南、云南、西康、贵阳设有六个分校。起初该校以短训班形式培养各类党政干部，1952年后期拟转变为正规的人民大学，设财政、经济计划、工厂管理、贸易、俄文、政法、政治教育7个系，后因该计划未获政务院批准（当时称“人民大学”的正规大学，只有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的东北人民大学），于是采取“打散西南革大，充实各大专院校和党校的办法”，其俄文系分出后成立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成为现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财经系科调往成都成立四川财经学院。西南革大于1953年9月并入西南党校，最终并入四川省委党校。在短暂的三年半时间里，西南革大培养各类干部近十万人，在开创西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规模方面，起着“工作母机”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西南革大是西南地区许多高校的前身，不独西政一家。因此，西政70周年校庆之际，四川外国语大学也同样在隆重地庆祝着自己70周岁的生日。

西南革大与西政的关系，是经由西南革大政法系这个环节联系起来的。而西南革大创办政法系，又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代背景有关。院系调整实际上早在1950年即已陆续推开，并在1952年至1953年之际达到高潮。按照院系调整的总体部署，撤销西南地区各高校的政法院系，将师生分出后并入拟建的西南政法学院，是全国政法院系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当时条件不足，立即建院尚有困难，故先委托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政法系，一方面解决调整院系时急需解决的师生的生活学习问题，一方面进行建院的筹备工作。”这就是说，西南革大政法系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作为西南革大开设的一个系，而是为创办新型政法高校采取的一个临时过渡措施。换句话说，西南革大设立政法系是正式创办西政的前奏和先声。因此，西南革大政法系与西政之间，有着天然、清晰、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界定西南革大与西政之间存在明确校史渊源关系的根本依据。

资料显示，1952年8月，西南革大抽调宋子祥等十余干部，在西南革大一部所在地化龙桥筹建政法系，宋子祥任首任系主任。9月22—2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召开西南地区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会议，决定了建立西南政法学院的办法。在文教部拟订的《西南政法学院设置计划草案》中，开列了所要合并的政法院系名单，规定学院受西南革大领导，任务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政法工作干部。同年10月，西南革大政法系接收了重庆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法律系的10名教师和101名学生，四川大学政法学院政治、法律两系的17名教师和386名学生；同年12月，又接收了私立重庆财经学院法律系2名教师和21名学生。

1953年1月，西南革大加派教务处副处长石峰等7人到政法系工作；同年3月，接收了贵州大学法律系的8名教师和9名学生，同时，又调派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民庭庭长孙孝实任政法系主任。同年4月，西南司法部司法干部训练班并入，成立干部轮训班。5月26日，西南政法委员会党组鉴于革大即将结束与党校合并，在与西南革大和高教局沟通意见后，正式向西南局提出了《关于建立西南政法学院的报告》。6月9日，西南局批复，同意“将原属西南革大政法系作基础改建西南政法学院”和“学院直接由政法委员会领导”的意见，同意由资深的老革命、时任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周保中（1902—1964）兼任学院院长，西南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刘佑东任副院长。是年暑期，院系调整来的一年制专修科191名学生毕业。同年8月，西南高教局、财政局拨付84.7亿元（旧币），要求年内完成新建校舍任务。重庆市政府地政局、建设局核准学院党委提议，将西南公安局劳改处所属劳改农场——烈士墓附近的400亩土地转拨学院。同年9月，接收了云南大学法律系12名教师和182名学生。这是院系调整中并入西政的最后一个法律系。9月20日，校园基建破土动工。1954年8月，教学、办公和学生宿舍三大工程竣工，学院从化龙桥迁入烈士墓新址。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批本科生随即入校，并于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10月学校正式挂牌。这就是西南政法学院的由来。

上文提到，1993版和2003版校史都以1953年为西政建校的起点。那么这两版校史又是如何记述自己与西南革大关系的呢？总的来看，这两版校史都以1950年代初的院校调整为背景，并未涉及西南革大的办学经过，仅对西南革大的政法系一笔带过。两者的差异在于，2003版在提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时，增加了一条约270字的尾注，算是对西南革大背景作了一个交代。这是2003版校史优于1993版校史之处。不过总的来讲，两版均未将西南革大纳入西政正史。

到了2010版校史，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政的历史被概括为三次创业期，第一次创业，以西南革大的创办开篇，并将西南革大视为西政第一次创业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2010版校史一改之前两版关于西政建校时间的起点，直接将西南革大作为西政校史的源头，首次将西南革大纳入西政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证明这种校史观的成立，2010版校史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记述西南革大的创办背景、办学性质、办学经过及其历史意义。编者收集并采用了15幅有关西南革大办学的珍贵图片，其中一份1953年8月西南政法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清楚地记载了一位名叫钟寿昌的学生，先后在四川大学法律系三年、西南革大政法系一年，最后在西政毕业的学习经历，毕业证书内载：

学生钟寿昌，系四川省叙永县人，现年二十五岁，在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肄业一年，及四川大学法律系肄业三年，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证书末尾是西南政法学院首任院长周保中的签名章和学院印章。证书编号是“法毕（52）字第壹捌捌号”。

这个毕业证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恰好集四川大学法律系、西南革大政法系和西政三校于一体，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三所学校之间的承转演变脉络和院系调整过程中学生学籍的变动情况。

2010版校史观的这种变化，在2020版校史编纂中得到了完整的确认和延续。两版校史在这一部分的文字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为进一步刻画西政与西南革大的渊源关系，除保留了2010版校史的15幅照片插图外，还在新版中增加了一些插图，包括印有三所学校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书影、记载西政早期办学的文档和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的书影。

确认西政与西南革大的校史渊源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坚持实事求原则重构两校之间本就存在的历史联系，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种联系，彰显西政办学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

西南革大创办之初的定位是“短期政治大学”，任务主要是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使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迅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兼任西南革大首任校长的刘伯承同志在开学典礼上指出，西南革大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也就是继承抗大精神”，并题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西南革大教学过程贯穿着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发挥自由思想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刘伯承同志这里所讲的“抗大”，指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它是在之前红军大学基础上于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抗战时期培养了20多万名干部。毛泽东同志曾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西南局决定创办革大，自然延续这一革命传统，将西南革大的教育方针确定为：对知识分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学员思想实际改造思想，奠定革命的人生观，明确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服务。对工人仍以唯物主义为中心，启发提高阶级觉悟，树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思想。这些就是西南革大从一开始在其禀赋当中所具有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的主要内容。它们经由西南革大政法系，传递给了继之而起的西政。而西政所传承的红色基因，不仅仅在概念或者精神层面，更重要的表现在管理干部和师资队伍的构成上面，他们是构成后来西政校风、学风的底色。

追溯校史来源，人们通常遵循“越老越好”“越早越好”的原则。然而西政并未将校史的起点定位到并入其中且发源时间更早的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的法律系那里，而是以西南革大作为自己的起点，既尊重历史，也反映出办学者在探索政法教育性质与任务、规律与特点方面认识上的深化。它有助于强化西政在新中国法治建设框架下的正统地位，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政治声誉，确保办学的政治方向。它适应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进而成为支持学校未来发展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二、抵制撤校和倾力复学

如何历史地看待和描述“文革”期间西政极不寻常的存在方式及其表现，特别是如何挖掘这个表象背后的深厚意义，关系着概括和凝练“西政精神”的内涵与指向。在笔者看来，它是理解“西政精神”地域特色和精神内涵必不可少的关键所在。

首先，从现有文献资料看，西政在“文革”期间确实被撤销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苟良法（时任西政党委常委、副书记）直到1974年6月还到四川省有关部门查找中央撤校正式文件的情况看，应该说四川省在执行撤校工作程序上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瑕疵，以致对于撤校这样的大事，竟然连他这样的校领导都一直心存疑虑，不能肯定其真伪，直到四川省高教局拿出一份盖有国务院印章的全国撤销高校名单，这才相信撤校决定的真实存在。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政人穷原竟委、决不盲从的信念和意志。

撤销西政是“文革”期间法学教育遭受严重破坏的一个缩影。早在196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向谢富治和中央报送的《关于撤销西南、西北和华东政法学院的请示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当时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这三所政法学院“没有再继续开办的必要”，一个不留，统统撤销。同年10月14日，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在批复西政关于教育革命的请示报告中表示，“经研究，政法学院今后恐怕没有保留的必要”。1970年6月16日，四川省革委会向国家计委上报《四川省高等学校调整规划意见》，表示了对四川省高校布局和办学存在问题的意见。鉴于当时全国形势，撤销政法学院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因此在撤校通知正式下达之前，西政的教职工应该就已经有了应对突变的思想准备。同年8月，重庆市教育局经市委同意后到学校抽调干部用作别处。既然政法教育要取消，西政校园也就有了新的用途打算。同年11月，四川省决定将在重庆北碚区的四川外语学院（该校由西南革大俄文系演变而来，与西政同源）迁入沙坪坝区西政校园。

1971年1月31日，国家计委、国务院科教组综合各地意见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工科院校一般拟予保留；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拟保留；少数拟改为中等专业学校或合并，综合大学一般拟先保留下来；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在接下来长达一百多天（4月15日至7月31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原有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等专业学校17所，改为工厂3所。撤销的高校中包括了当时全国所有的政法学院，设有法律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则被整体撤销。同年8月13日，中央批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高校调整方案（“文革”后中央撤销了该纪要，并指出其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应予以持续性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就是“文革”期间撤销全国政法学院决定出台的大致经过。

在此背景下，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的撤校工作都如期推进。从目前所见各校的校史记载来看，撤校工作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北京政法学院下放北京市后于1970年底被撤销，第二年除少部分留京外，大部分去了安徽濉溪县五铺农场的“五·七干校”，干校结束后人员多留在安徽，或散落各地。华东政法学院于1969年下放上海市，1972年4月学院核心小组按上级要求落实撤校计划，要求全体教职工树立全局观点，加强组织纪律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好各项移交工作。全院206人中，188人转入复旦大学，18人调往其他单位。西北政法学院根据1971年9月30日陕西省革委会撤销决定，校舍移交总后232部队，全院266名员工中，168人被分配到省内各高校（包括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中医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27人到省内企业，53人到外省，18人留守。在被撤销的各个政法学院中，唯独西政经历了撤销与抵制撤销的艰难历程。大体上看，在1971—1977年的六年间，四川省先后三次宣布和执行撤校计划，西政则三次以不同的应对方式予以抵制：

第一次，1971年12月25日四川省革委会发文（〔1971〕964号）决定撤销西政。1972年4月27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到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撤销决定和教职工分配工作名单，并要求限期到新单位报到。西政的骨干教师针锋相对，策略性地采取缓兵之计，即请求省委慎重处理“清队”等工作遗留问题和待落实政策后再撤。由于西政教师摆出的困难理由客观充分，向上反映情况的办法有效，仅三天时间即被叫停，抵制撤校初战告捷。

第二次，1973年5月11日四川省革委会认为影响缓撤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督促学院按照〔1971〕964号文件精神抓紧完成撤校工作（川革函〔1973〕56号）。学院又采取进一步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办法，即给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汇报不能撤校的理由，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重视和支持后，撤校之事又被拖延了下来。此后，学院多次主动往返于重庆、成都和北京之间，反复向四川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并最终争取到派出大批教师为四川省高院、成都市公安局等政法单位帮忙清理积案和协助参加相关工作的机会。既然学院教师有事要做，撤校话题自然又不了了之。

第三次，1975年夏初四川省委重申撤校。这次通知撤校，只是省政法党组副书记董弼忱在成都打了个电话照转决定，并未亲自到校。电话一打了之。这期间学院继续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态度，坚持向四川省委做工作要求保留，最终取得了四川省委向国务院表态在最高人民法院支持的前提下同意继续办学的意见，抵制撤校终获胜利，为接下来的复校铺平了道路。

关于这三次撤销与抵制撤校的详细经过，各版校史均有专门记述，相关研究者可自行查阅，不过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各版校史概括这事的标题一直变化不定，总的来看，晚出者相较于前者用语趋缓。1993版校史单列“逆境抗争抵制撤销政法学院”一节，下分三目，依次是“撤销政法学院”、“抵制撤销、步履维艰”和“落实政策教师干部参加司法实践”。2003版校史节的标题改为“撤销与反撤校的斗争”，下分“学院被宣布撤销”和“反撤校的艰难斗争”两目。2010版节题又改为“丹心护校、彪炳日月”，分“宣布撤销、前途堪忧”和“反对撤校、艰难斗争”两目。2020版节题又改为“和衷共济、倾力复办”，分“宣布撤销、前途堪忧”和“反复努力、延缓撤校”两目。比较前后各版所用标题，2020版已经没有了之前各版的“抵制”“反撤销”“斗争”等表现坚定意志和行为状态一类的字样，语气明显趋于平缓。其实，“抵制撤校”或“反对撤校”都是从教师们对于撤校的反应来讲的。“和衷共济、倾力复办”则显示了广大教师面对撤校困境下的精神状态。西政教师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撤校，其真正目的就是不想撤校，实质就是反对撤校、抵制撤校。拖延是手段，维系和保持不变是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精神上的坚定意志必不可少。精神一旦垮了，一切就都没了。

二是各版校史记述抵制撤校的经过详略不一。1993版相对简略，2003版和2010版增补了较多生动细节，丰富了抵制撤校行动方面的内容，明显优于1993版。2020版则在2003版和2010版的基础上折中取舍，但不必要地删去了前版已有的一些重要内容，特别是第一次宣布撤销大会结束后的现场状况和教师反应（会议结束后，先是一片沉默，接着一片哗然，教师们纷纷议论，认为撤销理由本应得出加强政法学院的结论，而不是相反等）；宣布会当日下午几位资深教师自动聚在孙守煌家里商议对策；杨炳勋主动提出找关系给省委做工作，并以“两名共产党员”的名义（杨炳勋、卢云）给省委写反映材料；第二次通知撤校的前后，西政的干部和教师反复地借助四川省委向最高人民法院做工作，又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给四川省委做工作，特别是与西政校史有直接渊源关系、后任四川省领导的赵苍壁为西政抵制撤校出谋划策所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持，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描述生动形象，充满现场感、画面感，引人无限联想，令人感慨，当是西政校史中最为精彩、最能引起阅读兴趣的一段文字。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和记录，存世很少。如今这样的亲历者越来越少，这些记录就更显珍贵。正是透过这些记述，后人才得以真实了解西政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2020版中删去了其中的相关文字，殊为可惜。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目前史料挖掘和整理结果的情况来看，校史关于抵制撤校的细节中，还应补入更多有意义的内容。特别是前文提到的赵苍壁等关键少数同志在维持学校不被解散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赵苍壁与西政的关系颇为奇特。西政于1958—1963年间曾经下放四川省成为省属高校，之后就与学校毗邻的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合并成立了四川政法公安学院。1960年四川省委又决定在保留四川政法公安学院名称的同时成立四川行政学院，实行一校二名。赵苍壁虽然没有担任过西政的校领导，但是作为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先后兼任了四川政法公安学院和四川行政学院的院长。下放西政，本来是教育革命背景下压缩政法教育的结果（据记载，合并前西政法律系每年招生二三百人，1962年仅招收了60名法律系学生）。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西政下放后与公安教育元素的融合，又给西政带来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意外收获：一是与赵苍壁建立起直接的渊源关系，并成为西政面临存亡危机时省内唯一的最有分量的求助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赵苍壁为维持西政师资不散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是为西政留下了实力雄厚的公安教育资源，进而成为西政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优势和传统，真可谓是祸福相依！

纵观“文革”期间西政抵制撤校的整个过程，以下三个特征十分显著。第一，抵制撤校并非出自少数教师的个别行为，而是一个有着相当分量或代表性教职工群体参与的自觉行动，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坚决反对撤校的人群当中，学院领导、中层干部和骨干教师们的参与谋划和积极作为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抵制撤校既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有学院领导的冲锋陷阵。“两名共产党员”中的杨炳勋是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卢云是宪法教研室骨干教师；锲而不舍、不辞辛劳地奔波在重庆、成都和北京之间的苏明德、胡光、苟良法等，更是学院的资深领导或实际负责人；更有一大批教师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第二，在抵制方式上，西政的教师一方面态度坚定，毫不犹豫，敢想敢做，决不被动坐等学校被撤，也决不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又运用智巧和灵活策略，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决不采取硬碰硬的办法。他们先以清理运动遗留问题和落实有关政策为由，迫使撤校工作先停下来。而当这个理由不存在后，又以学校是国家财富，不能单凭省里决定为由，进而继续向上级表达诉求，请求中央有关单位的支持。为此，他们不怕麻烦，往复穿梭于当地、省会和首都之间。试想，如果没有无比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很难想象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是如何坚持下来的。第三，由于赵苍壁的支持，西政教师在坚守过程中不失时机地积极参加各种可能的工作，发挥政法院校业务专长，帮助法院、公安等实务部门处理积案，举办理论学习班，或撰写宪法宣传文章，到农村、工厂、机关、部队进行宣讲和辅导，参加农村社教等工作。这些外在的种种行为表现，与浸透在巴蜀文化中的热情豪爽、坚韧顽强、注重交际、善于思考、勇敢自信、探索创新、重情重义、积极乐观和幽默感强等诸多特性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西政卓然有别于“文革”期间被撤销的其他政法院校。

前文提及，拒绝执行撤校命令的举动，从未在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发生过。回望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期间凡能幸存建制的法学院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大学法律系，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坚决抵制——当北大军代表宣布停办指令时，法律系教师团结一致，引用毛主席关于取消专业要慎重的指示，成功地阻止了撤销决定。吉林大学法律系在党总支副书记聂世基的坚持下，先统一内部意见，克服了少数人的消极情绪，紧接着深入长春周边基层进行调研，取得了政法教育不仅有必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的意见，吉林大学法律系因此幸得保留。如果说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是“文革”期间大学法律系幸存建制的典型，西政则代表了政法院校体系中撤而未散的另一个典型。作为特殊年代关闭所有法学院校大门过程中不同寻常的事例，它们为理解新中国法学教育事业曲折发展的真实样态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西政的抵制撤校与“西政现象”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西政现象”既源自“西政精神”，同时又是“西政精神”的产物。那些在艰难岁月下顽强坚守的西政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其实就是塑造“西政精神”的灵魂人物。他们为西政的事业发展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这所政法院校才得以在最大程度上保存下来。在时机条件成熟时，这股长期被压抑的力量即刻就迸发出来，这就是西政复校后历届学子，特别是1978级同学在校时几乎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关爱之情。西政学子从中获得的终身难忘的激励、鼓舞和深刻体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渐渐内化为西政学子身上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在未来的各种职业生涯中不断地释放和展现，这就是“西政精神”的真谛所在。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2020版校史关于“西政精神”的释义，被高度凝练为自强不息、逆境崛起的奋斗精神，意思是说西政人“正视困难，直面挑战”“百折不挠”“表现出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这个概括是恰当和适合的。

“西政精神”转化和体现在自身的办学实际工作中，造就了学校在构建学科专业工作中的高度自觉和迅速拓展。

三、学科建设的高度自觉与积极进取

广大教师长期坚守和努力争取的结果，就是在恢复高考后较长一段时期里（至少持续到2000年西政由司法部下放到地方管理之前），西政抓住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展。这些机遇不可复制，其先发优势所带来的成效，很快就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首先是西政成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恢复招生的政法院校，这意味着学校抢先收获了一大批拥有各种丰富经验的优质生源。不过世间之事总有遗憾——如果不是因为校园问题的掣肘，西政本该毫无疑问地加入到1977年高考招生的高校行列。尽管如此，学校还是竭尽全力克服了校舍无着的难题，把复校后首批法律专业学生迎进了歌乐山下的沙坪坝校园。在党和国家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之际，西政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政法院校。当中央要确定一批全国重点大学时，西政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也是迄今为止京外政法类高校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对象唯一的一次。直到二十年后，这个概念才被中国政法大学所取代。总之，西政复校早的先发优势，至少支撑了学校后来二十年的发展。这就是西政校史所说的“第二个创业期”。这一期间，西政办学业绩相当卓著，成果相当丰硕。而最能体现和反映出“西政精神”的典型事例，在笔者看来，就是更名大学和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前者旨在提升办学水平；后者旨在提升办学层次，同是关系学校事业发展全局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尽管西政校史对这两件事本身的着墨并不太多。

在政法“五院”中，除北京政法学院于1983年被中央命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外，西政是最早更名为大学的政法院校，尽管两校更名时间相差十多年之久。换句话说，与北京政法学院改称“大学”的路径不同，西政是按照教育部高校设置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程序于1995年更名为大学的。只不过当时更名的条件要求，还不像后来的限制要求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高、更名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例如，西政更名时，适用的是教育部1986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学院改称大学，除要求学院所设学科专业门类数量、在校生规模、教学科研能力水平等方面须达到一定条件外，关于大学的名称，仅要求“名实相符”即可。至于什么叫“名实相符”，并无具体要求。显然这条规定富于弹性，且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色彩。加之当时的“五院”均属于司法部管理，是面向全国的高校，更名并未遇到校名的地域限制问题，更名大学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对顺利。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西政各版校史对于更名大学的记述都颇为简略。各版内容大抵略谓在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下，学校为适应经济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自身条件向司法部和国家教委提出更名申请，一年后获批，于当年5月26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挂牌庆典大会。校史评价：这是广大教职工多年开拓进取和奋斗的结果，标志着学校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为学校今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寥寥数语，记录平实，没有反映更多背景缘由和决策过程细节方面的内容。

西政更名早的好处，可以在后来其他政法院校更名遇到困难的反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学命名出台新规，要求校名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不以个人姓名命名；不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从而实质性界定了“名实相符”的具体内涵。这便使当时正处于申请更名大学的西北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同时遭遇到省（市）属高校不得使用跨区域名称的难题（中南政法学院于2000年2月并入中南财经大学后即被新名取代，自不存在申请更名问题）。早于华东政法学院半年更名的西北政法学院，尤其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争取过程。

西政是“五院”中除中国政法大学最早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政法院校。早在1993年全国第五次学位授权审核时，西政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授权，诉讼法学成为学校的第一个法学博士点。这意味着西政由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升格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早早建立起了本硕博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在此之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开展过四次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审批，全国有八个单位先后获得了数量不等的法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整体上看，西政是全国第九个开展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单位，是京外第一个获批法学博士点的政法院校。此后西政又接连于1996年、1998年、2000年依次获得了经济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博士点。当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开展一级学科博士点审批工作时，西政又成为首批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六个单位之一（另外五个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武汉大学）。西政之所以能够在法学学位点建设，特别是法学博士点建设方面率先突破，一直走在全国政法院校的前列，主要得益于复校早、师资条件好，特别是学科建设自觉意识强和工作作风扎实等因素的有力影响。

西政的研究生教育不仅起步早，而且起点高、规模较大。1979年第一次招生就招收了刑法、民法、诉讼法、法律思想史、法学基础理论五个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专业数量多，覆盖面广，既有理论法学学科，又有应用法学学科；既有刑事法和民事法，又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基本涵盖了法学学科的主要领域。以当时的条件，全国能如此开招五个以上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单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这四个。换言之，从恢复法学教育之初，西政就是除北京外设立法学硕士专业最多的单位。较为齐全的法学学科结构和研究生教育工作扎实而持续地开展，为这些学科专业在后来全国首次布局设立学位点时获得相应的硕士学位授权乃至法学博士学位点的建设，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建设的本质是重点学科建设。透过西政校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政的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上同时起步。早在1986年学校召开的第一次教代会上，时任院长高绍先在《坚持求实创新，锐意改革，为振兴西南政法学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出，重点学科是重点高校的基础和支柱，是体现学校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关系学校的发展和地位，关系培养合格的高级人才，关系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学校提出了要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争取获得博士点的工作目标。同年学校向四川省高教局提交的《关于建立重点学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七五”期间要建设十到二十个省级重点学科、二至三个全国重点学科的工作目标和主要措施。校方不仅这样说了，而且实际也这样做了。在此前后学校推动实施的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对于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这些认识和判断，西政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例如，西政仅在复校后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就在法学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截至1980年，编写教材128种，教学大纲55种，教学参考资料198种，案例27种。这种高度重视课程与教材体系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至今。1984年西政的研究生在校规模已达70多人，设立了专责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机构。到了1987年，学校师资中已有教授18人，副教授107人。这些重要指标在当时同类高校中都是极为突出的。1988年，学校制订实施《专业课程评估试行办法》，成立了评估领导机构，制订了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并设计出质量评估表。1990年学校通过《关于评议确定重点学科的意见》后，随即在全校开展了学科评估工作，通过组织学科撰写材料、专家听课打分、学术委员会专题研讨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三个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法学、诉讼法学、法学理论，作为校级重点学科，为每个学科确定了5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为学科带头人；对每个校级重点学科每年投入2万元；制订重点学科专项经费使用办法；校学术委员会每半年对重点学科建设情况组织一次汇报检查，加强督促和过程管理；开展后备学科带头人的培养选拔和申报。1991年学校又通过了《关于加强重点学科的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建设任务和具体建设措施，等等。今天看来，上述举措早已是高校组织开展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的常见做法。但在法学教育刚刚恢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西政就已经自觉、主动地开展了这些工作，不仅在全国所有政法院校中十分超前，而且富有远见，实在令人惊讶！四川人做事专注、有韧劲、认准了就决不轻易放弃的风格在振兴学务方面再次得到充分展现。

西政在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中的高度自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使得西政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办学规格和办学层次的重大跃升。某种意义上讲，基于独特办学经历而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建设重点学科的工作措施，西政为全国政法院校如何进行内涵建设、如何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如何推进学校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例。这些经验不仅早已融化到西政后来日常的办学行为之中，成为丰富“西政精神”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对今天法学院校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然而，对于这个关系学校事业发展全局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各版校史的记述都太过简略。在2020版校史上，仅仅是作为第五级标题下的一个事例而一笔带过（第二编，第二次创业时期［1977—1999］；第七章，全面加强党的领导［1989—1994］；第三节，教书育人、桃李芬芳；三、齐头并进、教学斐然；第四，增加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为了提高办学档次，学院苦练内功，多方协同，为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增加硕士学位授权点而拼搏奋斗。经过不懈努力……1993年12月1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院诉讼法学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前的版本中，这句话的后面本有一句客观评语“从而填补了我院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空白”，但在新版里也莫名其妙地被删掉了。西政较早地拿下博士点，只能说明当时的校政主持者在这个问题上高瞻远瞩，紧扣办学核心要素和牢牢把握学务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虽然不如后来那般竞争的激烈，但也决非一件轻松之事。对于获取博士点经过的轻描淡写，不能不说是新版校史编纂中的一个莫大遗憾。

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还有2000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西政从中央再次下放地方管理的经过和影响。可能因为话题敏感、情状轇輵等复杂原因，这部分内容在2020版中被彻底回避了。这里所说的遗憾，一方面指校史编纂者在此问题上可能有意识的留白或回避倾向，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强干弱枝的教育政策，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偏离法学教育本质的教育管理体制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西政不能获得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不能发挥应有的示范带动作用。这是校史编纂者力不从心、力不能及的真正的巨大遗憾。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不可否认的是，从党中央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变为地方所属的一所普通高校，西政的地位被严重矮化了。这是无论怎样持续性、轮番地推进内涵式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无论状态数据和观测指标怎样有力地支撑和证明办学的斐然业绩和卓越成就，西政都无法进入国家重点建设计划，无缘“211工程”“双一流”高校的根本原因。

“西政现象”和“西政精神”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当代法学院校文化中内涵丰富、饶有兴味的一个概念，“西政现象”已通过各种各样的叙事方式融化在了西政和有关西政人们的记忆当中。“西政精神”具有超越时代和空间的品质和价值。如何传承和弘扬“西政精神”，如何讲好西政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故事，需要校史编纂者艰苦努力，在不断丰富和提炼校史素材的过程中，阐释文化、延续文脉、凝聚力量。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强调整体谋划、统筹推进法学院校改革与发展，提出要充分发挥重点政法院校骨干示范作用的重大任务。这应当成为西政再次创业、再次崛起、再造辉煌的重大机遇。“西政精神”来之不易，倍加珍惜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刻地把握当下，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去创造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把“西政精神”传承下去。而这必然是一个挖掘历史、保存历史和向历史致敬的过程。

致谢

司法部霍宪丹先生、西南政法大学前校长付子堂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和陈夏红教授对写作本文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积极评价，西南政法大学张建文教授、董彦斌研究员、校党委统战部部长（前党委宣传部部长）宋龙华、教务处武夫波教授，前校长办公室主任郭增琦在内容完善、观点斟酌、史料补充、表述细节及精神鼓励等方面给予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宝贵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篇幅限制，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

引注：王健：《“西政精神”的建构要素及其法学史解析》，载《河北法学》2025年第11期，第17页-34页。